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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对流行的电视剧不大感冒,总觉得这几年电视荧幕上就没有正经过。这里所谓的“正经”是指影视剧的文化含量和思想内涵,总看见一大群人围在一起看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视剧,三两句话就开笑,四五句话就打成一片,捏着鼻子凑近看看,也就那么回事。蹩脚的台词放在大街上没人理会,摆在电视上大家就趋之若鹜了。由此我联想到小沈阳在春晚的成功,联想到芙蓉姐姐在民间的落草……中国人的“成名”之道很简单也很复杂,个中滋味某些人比我更清楚,就不必细说了。在剧中“顺溜”是一个悲剧人物,一个最具中国特色的悲剧人物!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的悲剧呢?套用剧中的话来说就是——“他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枪炮之下,而很可能死在自己人的手里!”李敖曾说,在中国一个人太优秀了往往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的,这是他支付给众人的“冒犯费”。“顺溜”乃一介小人物,虽然英勇杀敌,表现突出,能称得上一个名副其实的战斗英雄,但比之黄继光邱少云等人还是略低一筹的(没有死在战场上,事实上在我们的新闻语境中,对于英雄人物的评定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就怕不苦“,一个是”就怕不死“),“太优秀”这个短语在这里显然不适用。当时的战斗英雄可谓多矣,论资排辈,怎么也排不上咱们这位可爱的“顺溜”。可是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战斗英雄居然却死于中国人的“潜规则”,不能不让人惊讶。
当“顺溜”背着狙击枪,在广阔的江北平原上被当时国内最大的两股政治力量穷追不舍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一个人的背影,那就是为追逐落日而死去的夸父。从一开始就埋下的悲剧伏笔,在此全面展开,各种不详的因素面目狰狞地向我们的“顺溜”聚拢过来,将他驱逐进一条逼仄的巷道。在这个时候,画面之外一段冷静的旁白向我们道出了这样一个隐衷,或许类似的想法正徘徊在每个追杀者的心中:“参加革命以来,经历过无数此的枪林弹雨,我从没有感到过害怕。可是此时此刻我感到了一种彻骨的恐惧。我们的英雄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枪炮之下,却很可能死在自己人手里。我为顺溜祈祷着,似乎顺溜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似乎顺溜的命运就是我们全体军人的命运……”。
顺着这个思路往下走,“顺溜”的命运或许就是全体中国人潜在的命运!“死在自己人手里”是中国人对待自己的英雄的惯用手法,也是中国历史得以编排的重要规律。抗战胜利了,在国共合作之下胜利了,日本人向中国人和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可是在这里我似乎感受不到一丁点喜悦的氛围,我看到杀人如麻,奸淫掳掠的日本恶魔仍旧是那么的趾高气扬;我看到投降了的日本人大摇大摆地走上了回家的船,仿佛是公费到中国旅游了一圈又回去了;我看到了中国人在自己的码头,用“自相残杀”这样的极端方式上演了一场“欢送”日军的丑剧;我看到了就连平时最为不苟言笑的坂田居然也被中国人的出色表演“感动”得欣喜若狂,在甲板上兴奋得手舞足蹈;我看到了中国历史传说中“不胜而胜,不败而败”的现实版寓言……然而那枪声,那狂笑声,那扭曲的腰肢,那愤怒的火舌,那些奇怪的表情,在那时那刻竟然是那么的刺耳、刺目!个体的人格与精神在强大的历史洪流下也同样泥沙俱下,显得那么的卑微与无助,落魄与无奈,就像跪倒太阳下的蜡烛……但蜡烛毕竟是在燃烧,虽然在太阳的烈焰下那脆弱的身躯随时都会融化,随时都会消亡,但毕竟是在燃烧,即便是倒下,即便不被人看到、看清,但在最后的那一刻它也是在燃烧着,这就是蜡烛的悲壮!同样有着不可替代的内容,同样有着存在的意义,蜡烛不能取代太阳,太阳也无法取代蜡烛,在广阔的战争背景中,这样的对比似乎就是个人利益和国家民族利益的对比。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种“舍小家为大家”的主流教育,在这样一个主题先行的历史语境中具备这种精神气质的“样板”可谓层出不穷,从大禹治水到革命年代的英雄楷模,到经济建设时期的雷锋精神,再到后来的某某某某……中国人的内心深处盘踞着一种自我牺牲的自觉意识,总体来说是在压制个人意识的成长以便促成集体意识的强大。这样的历史惯性导致了中国人独立意识的淡薄和孱弱,也许是做了几千年的奴才做习惯了,一旦脱去了束缚大家反而迷茫了,不知所措了,诚惶诚恐了,焦虑万分了……于是就在“顺溜”被“自己人”杀死之后,又过了二十多年,他的奇怪命运便在另一些中国人身上再次上演,那就是建国之后的以“文革”为代表的各类“运动”。无数个大的,大大的,超级的战斗英雄惨死在各种莫须有的罪名之下,这些元老级英雄为建立新中国出生入死,披肝沥胆,戎马一生,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枪炮之下,也没有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下,同样是死在了中国人自己手里。当个人意识的膨胀与共和精神相遇的时候,个人意识居然可以轻松凌驾于共和之上,与其说是个人魅力的作用,不如说是全体中国人的奴才意识为“造神运动”提供了一个舒适的温床。
历史本就是一座虚弱的纪念碑!历史的悲剧是其肇事 一向对流行的电视剧不大感冒,总觉得这几年电视荧幕上就没有正经过。这里所谓的“正经”是指影视剧的文化含量和思想内涵,总看见一大群人围在一起看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视剧,三两句话就开笑,四五句话就打成一片,捏着鼻子凑近看看,也就那么回事。蹩脚的台词放在大街上没人理会,摆在电视上大家就趋之若鹜了。由此我联想到小沈阳在春晚的成功,联想到芙蓉姐姐在民间的落草……中国人的“成名”之道很简单也很复杂,个中滋味某些人比我更清楚,就不必细说了。
但王宝强的成功绝对是个异数。打个比方——大家都在吹牛骗人戴假面具,突然人群里惊起一个响亮而真诚的声音,露出了一个憨厚而朴实的笑脸,我想这样的效果足以用“惊艳”来形容。从人们对王宝强的喜爱和拥护上来看,中国人还是大有希望的。至少来说,一些传统的、朴实的、正直的东西还在人们心底蜷伏着,等待有一天重见天日。从《天下无贼》,到《士兵突击》,再到最近的《我的兄弟叫顺溜》,王宝强似乎在经历着一个逐渐加热以致升华的过程。从一个懵懂青年,到坚强的士兵,再到一个充满了人情味而又以悲剧收场的战斗英雄,王宝强完成了一种角色的蜕变,终于化茧成蝶,成蝶之后又怎样呢?继而成为一个文化标签!无论是在文化意义上还是在政治意义上。还是那个憨厚淳朴的面容,还是那双眯缝起来笑成一处的眼睛,还是那一嘴大白牙。高超的枪法,敏捷的身手,时不时流露出的桀骜不驯而又充满了乡土气息的侠客气质,实在是对传统战斗英雄形象的一次巨大的颠覆,不过却正挠到了现代人的痒痒。于是,“顺溜”这个名字和这个形象就深入人心了。
如果说“许三多”是一个由某些人无意间树立的“样板”的话,我以为“顺溜”则是一股来自民间的力量,是一种压抑了五千多年的民声!或者说是中国人沉睡已久的个人意志。
在剧中“顺溜”是一个悲剧人物,一个最具中国特色的悲剧人物!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的悲剧呢?套用剧中的话来说就是——“他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枪炮之下,而很可能死在自己人的手里!”李敖曾说,在中国一个人太优秀了往往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的,这是他支付给众人的“冒犯费”。“顺溜”乃一介小人物,虽然英勇杀敌,表现突出,能称得上一个名副其实的战斗英雄,但比之黄继光邱少云等人还是略低一筹的(没有死在战场上,事实上在我们的新闻语境中,对于英雄人物的评定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就怕不苦“,一个是”就怕不死“),“太优秀”这个短语在这里显然不适用。当时的战斗英雄可谓多矣,论资排辈,怎么也排不上咱们这位可爱的“顺溜”。可是这样一个不大不小的战斗英雄居然却死于中国人的“潜规则”,不能不让人惊讶。
当“顺溜”背着狙击枪,在广阔的江北平原上被当时国内最大的两股政治力量穷追不舍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了一个人的背影,那就是为追逐落日而死去的夸父。从一开始就埋下的悲剧伏笔,在此全面展开,各种不详的因素面目狰狞地向我们的“顺溜”聚拢过来,将他驱逐进一条逼仄的巷道。在这个时候,画面之外一段冷静的旁白向我们道出了这样一个隐衷,或许类似的想法正徘徊在每个追杀者的心中:“参加革命以来,经历过无数此的枪林弹雨,我从没有感到过害怕。可是此时此刻我感到了一种彻骨的恐惧。我们的英雄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枪炮之下,却很可能死在自己人手里。我为顺溜祈祷着,似乎顺溜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似乎顺溜的命运就是我们全体军人的命运……”。
顺着这个思路往下走,“顺溜”的命运或许就是全体中国人潜在的命运!“死在自己人手里”是中国人对待自己的英雄的惯用手法,也是中国历史得以编排的重要规律。抗战胜利了,在国共合作之下胜利了,日本人向中国人和全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可是在这里我似乎感受不到一丁点喜悦的氛围,我看到杀人如麻,奸淫掳掠的日本恶魔仍旧是那么的趾高气扬;我看到投降了的日本人大摇大摆地走上了回家的船,仿佛是公费到中国旅游了一圈又回去了;我看到了中国人在自己的码头,用“自相残杀”这样的极端方式上演了一场“欢送”日军的丑剧;我看到了就连平时最为不苟言笑的坂田居然也被中国人的出色表演“感动”得欣喜若狂,在甲板上兴奋得手舞足蹈;我看到了中国历史传说中“不胜而胜,不败而败”的现实版寓言……然而那枪声,那狂笑声,那扭曲的腰肢,那愤怒的火舌,那些奇怪的表情,在那时那刻竟然是那么的刺耳、刺目!个体的人格与精神在强大的历史洪流下也同样泥沙俱下,显得那么的卑微与无助,落魄与无奈,就像跪倒太阳下的蜡烛……但蜡烛毕竟是在燃烧,虽然在太阳的烈焰下那脆弱的身躯随时都会融化,随时都会消亡,但毕竟是在燃烧,即便是倒下,即便不被人看到、看清,但在最后的那一刻它也是在燃烧着,这就是蜡烛的悲壮!同样有着不可替代的内容,同样有着存在的意义,蜡烛不能取代太阳,太阳也无法取代蜡烛,在广阔的战争背景中,这样的对比似乎就是个人利益和国家民族利益的对比。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种“舍小家为大家”的主流教育,在这样一个主题先行的历史语境中具备这种精神气质的“样板”可谓层出不穷,从大禹治水到革命年代的英雄楷模,到经济建设时期的雷锋精神,再到后来的某某某某……中国人的内心深处盘踞着一种自我牺牲的自觉意识,总体来说是在压制个人意识的成长以便促成集体意识的强大。这样的历史惯性导致了中国人独立意识的淡薄和孱弱,也许是做了几千年的奴才做习惯了,一旦脱去了束缚大家反而迷茫了,不知所措了,诚惶诚恐了,焦虑万分了……于是就在“顺溜”被“自己人”杀死之后,又过了二十多年,他的奇怪命运便在另一些中国人身上再次上演,那就是建国之后的以“文革”为代表的各类“运动”。无数个大的,大大的,超级的战斗英雄惨死在各种莫须有的罪名之下,这些元老级英雄为建立新中国出生入死,披肝沥胆,戎马一生,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枪炮之下,也没有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下,同样是死在了中国人自己手里。当个人意识的膨胀与共和精神相遇的时候,个人意识居然可以轻松凌驾于共和之上,与其说是个人魅力的作用,不如说是全体中国人的奴才意识为“造神运动”提供了一个舒适的温床。
历史本就是一座虚弱的纪念碑!历史的悲剧是其肇事者和当时的人民共同造成的,二者缺一不可!无比强大的历史铁律又岂是区区一个“顺溜”所能打破的?纵然是飞蛾扑火般的致命一击,于历史洪流而言如同偶尔翻起的浪花。从某种意义上说,“顺溜”做错了——他错在不通人情世故且天真任性;他错在不该有独立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个人意识,并让这样的意识显露出来;错在不识时务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用错误的方式做了一件天大的错事……或者由于他是“狼孩”吧,天生带着一种独立于汉族人“羊性”之外的“狼性”,属于异端,不详的命运早已注定。汉人的英雄历来都是死的窝囊,袁崇焕死了,岳飞死了,嵇康阮籍死了……我们的“顺溜”没有死在新四军的枪下而是死于国民党军队的合力攒射(虽然是拉响了手榴弹自杀了),这可算是导演大人给每一位观众留足了面子!设想“顺溜”若是蒙古人中的哲别,恐怕不至于此。
“顺溜”所代表的很可能是中国人被主流意识压抑已久的个人意识的觉醒。只是这种东西生错了时间,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下必然是悲剧收场。我更倾向于将“顺溜”理解为军旅中的侠客,还保留了相当的野性和率真的个人情感,但这恰恰是某些特定的历史大环境所不允许的。由“军人”而“侠客”就像由“文人”而“思想者”,其中利害不言而喻,其中内容不显自彰,其中结果心知肚明。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此言不虚!千古文人侠客梦,但只能是梦,当李白高唱着“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时候,他的内心里所充斥着的不也是做官不成的醋酸味儿吗?既不自然也显得做作。究竟有谁能像“顺溜”这样的真诚地面对自己呢?在集体主义的统摄下,“顺溜”的出现只是一种异数,但我不说他是“奇迹”,因为我相信类似于“顺溜”的人实在太多太多,他们都是不被正史所接纳的异端,不被记载于正史,不被人刻碑立传,不被人顶礼膜拜,但他们身上所承载的却是有血有肉的鲜活的真实的历史而不是由文字构建的经过百般解释了的虚假的“历史标本”。文字的纪念碑都是虚弱的,真正的纪念碑只存在于百姓心中,但百姓的心何时有常性呢……一个健忘、善变、没有信仰的民族永远无法正视自己的英雄,正如无法正视自己的缺陷;一个喜欢手淫和意淫自己的民族永远无法提升自己的集体人格,正如无法看清自己……当我读到有关当年梅兰芳在美国献艺的真实资料的时候,我为中国人的虚伪和虚荣而深感羞耻,明明是遭遇了冷场,明明是人家给面子恭维了几句,这边却借题发挥,添油加醋,大肆渲染,结果令民众深谬其间不明所以,几十年下来心中还是那个虚构的繁荣景象。我们就那么容易迷失自己,那么容易自我陶醉吗?闭上眼睛,仿佛中国人的史书上充满了“屡败屡战”和“屡战屡败”的荒谬智慧,仿佛国人的心智也只能在这两句话间浮动。或许这也是中国人五千年来做奴才的唯一心得。
忽然想起了《水浒传》里的一个情节:众人合力大败宋军俘虏了十恶不赦的高俅,绑缚了交合宋江处置。林冲闻讯提枪赶来报家仇,宋江设计百般拦截,高俅终能全身而退。林冲因此悲愤交加一命呜呼。据宋江说此举是为了梁山大义。林冲因而被迫成为了一个“为大家而舍小家”的典型。当各种不利因素向“顺溜”袭来的时候,我始终存在着一个质疑:事情真的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吗?细细想来,终于明白了原来“顺溜”是被两大利益集团给“夹”死的。一边我们嘴里经常念叨的国民党反动派,另一边是深入人心的新四军。当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时候,日本人与中国人的斗争暂时结束了,准备上场的则是国共之间的三年内战。国共两党的最高领导都下达了“不准向投降的日军开枪”的最高指示,这是一种战略对峙。两个党派都在等待对方先出手,以便以正当的理由堂而皇之地将其消灭。此时对于大局而言,沉默是最好的方式,无论发生了再大的事情也要沉默,不然后患无穷,局势随时都会发生变化。“顺溜”的出现恰恰打破了这种局面,威胁到了“战略对峙”的进行。表面上看新四军方面怕“顺溜”枪杀投降日军会“违抗军令”和产生“不良影响”,于是追杀他;国民党方面仅仅是某某人怕自己地盘出事,为保官位而追杀他。事实上此种情形对新四军方面是极为不利的,不然也不会做出自己人杀自己人的非常举动,所谓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事。只是这样的局面并没有被国民党方面体察到,况且以中国人的官场经验,即便被体察到了,也未必有人会冒天下之大不韪赌上乌纱帽。除了民心向背之外,我想这便是以觉悟性、组织性和纪律性著称的共产党军队在意识形态上高于国民党百万大军的重要之处。
据说,中国人看似一盘散沙,但到了民族危机的时刻,大家就会抱成一团爆发出摧枯拉朽的力量,摧毁外来敌人。那么,当外人被赶走了之后呢?看似强大的力量似乎不强大了,看似平静的江湖不平静了。总觉得中国人的命就那么的不值钱,九一八事件、南京大屠杀……日军杀死了多少无辜百姓,残杀了多少放下了武器的中国军人?可是,当中国人有能力报仇的时候,当中国人面对缴械投降的日军的时候,当中国人扬眉吐气地笑看日军的狼狈的时候……我却看到了中国人的狼狈与怯懦,好像外国人在中国永远是老爷(无论是日本人还是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当一种莫名奇妙的潜规则顺理成章地占据中国人的意识形态的时候。中国是礼仪之邦,中国人是最讲人道的,中国人以谦让闻名世界,但就在日军撤退之后,国际军事法庭在美国势力的挟持下并没有对日军主要战犯实施制裁,只是表演性质地处置了几个不痛不痒的人物,自此美国人为后来的日本人右翼势力保存了相当的实力。中国人到底是大度还是傻帽?当然这里的“大度”显然是形势所迫。我真怀疑假如日本国力繁盛,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话,那么中国的抗日战争恐怕也不止持续八年。一个充满了窝里斗现象的民族,能顽强如中国,可谓中国之又一大特色,日本人不明此理,实在也是另一种傻帽。不过说实话,外国人看中国走了眼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自己人不也是经常看走眼吗?当两种内部力量相互叫板的时候,中国人身上就会表现出一种在抗战时期不容易看到的劣根性,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弱点。这种劣根性绵延了几千年,由几千年的社会文化环境所积累下来,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集体无意识。这也正是在历史上中国经常被列强欺侮、饱受磨难的重要原因。坂田刺耳的笑声,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好好反省一下!
“顺溜”正撞在国共对峙的风口浪尖上。站在个人立场上觉得他死得冤,站在国家和民族利益上(或者说当时的“大环境”下)又觉得他死得不怨,乃至死得其所,关键时刻发乎常理的一个选择决定了可悲的命运,被永远间隔在历史的丰碑之外。在“冤”与“不冤”,“留名”与“隐没”之间所凸现出来的恰恰是一部立体的民族史。对历史而言,一个细节足以遮蔽掉千千万万个真相。曾几何时,《东方红》这首歌曲在个人崇拜的狂潮中红极一时,风头似乎压过了国歌,在当时的环境下如同天籁之音。然而,现在却越来越鲜为人知。当年,人们在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人想到对比一下《国际歌》中“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的庄严誓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是中国人最基本的生存哲学。颇为耐人寻味的是,《东方红》所歌颂过的至少有三人:刘志丹、毛泽东、蒋介石。国共对峙阶段胡宗南“光复”延安之后,蒋介石亲往视察。当地负责国民党文宣工作的部门为了取悦蒋介石,临时将“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改成“中国出了个蒋中正”,勉强能压得下韵。当蒋骑着白马,以国家总统身份视察延安时,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大街小巷锣鼓喧天,欢迎群众在国民党组织的指导下,载歌载舞(主要是秧歌物),齐声高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蒋中正”,据说有些小学生唱习惯了,居然脱口而出“毛泽东”。当地官员大惊失色,幸亏没有被察觉。当我在相关资料中看到这个细节的时候,我仿佛听到了米兰·昆德拉关于“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的深切喟叹。当我们面对历史的时候,当我们联想到纪念碑后面被人为间隔开来的庞大而浩渺的现实生活场景的时候,似乎也能感受到那种发自内心的“生命无法承受之轻”。鲁迅说二十四史的每一个字都值得怀疑,那毕竟是在斥责封建落后的民族史观,我相信他老人家当年希翼着若干年后的中国人能渐渐正视自己。所幸,现在科学昌明,政策通达,我们更应该正视自己,否则自毁长城的悲剧还会重演。
无奈地说,“顺溜”之所以成为悲剧是因为他生在当时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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